本网讯（文 高朋 涂芳芳）2017年12月29日下午，kaiyun全站登录网页入口举办第二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理论与实践系列讲座”，特邀上海kaiyun全站登录网页入口博士生导师刘红教授登坛授课。讲座由汪海元副院长主持，前来聆听的有留生老师、全体研究生以及少数本科生。
刘红教授以“传统音乐的记谱描写方法”为题，论述了中国传统音乐的特点、记谱方式以及如何传承等值得思考的学术问题。
首先，刘教授以广东话的发音与文字转译为对照，引发大家思考：记录语言的文字与语言本身的差异何在？他并以湖北民歌《小女婿》声情并茂地说明音乐如同语言一样，正因为“口音”的存在而相映成趣，但无论是记录语言的文字还是记录音乐的音符都无法准确地再现它们本身，因为语言以及与语言息息相关的艺术均离不开实践过程中的人的创造性。换句话说，在传统音乐的研习过程中，如一味的依赖简谱或者五线谱，是无法达到传承目的的。
其次，教授向大家介绍了文字谱、减字谱、吕律谱、工尺谱、简谱等中国传统音乐的常用乐谱，简略地回顾了中国音乐记谱方式的衍变。他以西方民族音乐学的课堂为例，引发听者思考两个问题：怎样“记谱”与记怎样的“谱”？怎样“识谱”与识怎样的“谱”？他引述了美国民族音乐学家西格(C.Seeger）的观点，该学者将记谱实践分为描述性记谱（Descriptive nation）和规约性记谱（Prescriptive nation）。前者注重对实际发出音响作出报告，说明或解释声响产生过程中这些声音的特征和细节，后者则倾向于作曲家为表达自己的音乐思想，运用记谱方式，向演奏（唱）者指出发出何种声音的大纲，而作曲家与演奏（唱）者经过特殊的训练，已构成对乐谱中各种符号约定成俗的共识。
最后，刘教授的讲座再次回到中国传统音乐的研习中，他认为我们应该用“文化”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传统音乐谱面上标记的符号。并且，以文化特殊性的眼光来看，如何记录音乐音响，如何解读记录这些声响的符号，涉及到较为复杂的文化感受和或隐或显的文化寓意，这是记谱者以及研究者需要注意的问题。
对于上述中心问题，讲座在大多数同学心中产生了共鸣。记谱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对于知识整理与理论创造的价值毋庸置疑。由此，让我联想到中国古谱的解译问题，不同解译版本在实践中产生的反差很大，比如龚一与成公亮先生演奏的古琴曲《酒狂》在音乐性格上几乎迥异。那么，刘教授在实践中又是如何更好地记录音响本身呢？难道音响不可记录吗？他还未及谈到这些，或许这也正是教授留给我们去思考与解决的问题……
